高纬度战栗 作者:

    高纬度战栗第9部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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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纬度战栗第9部分阅读

    劳爷好像是有意要去阻挡它，却成了第一个牺牲品。他邵长水本是无意中被卷到这浪涛中来的，但现在看来，他很可能会成为“第二个牺牲品”。他当然不能就这样心甘情愿地成了这“牺牲品”。如果有人根据他一贯以来任劳任怨的作风，就认定他是一块能让人随便捏来揉去的面团，那他们肯定大错而特错了。当然，他也不会蛮干。只要没有人逼他去蛮干就行。

    “那，一会儿我就去培训基地，通知那两位同志，让他们马上回原先的科室。劳爷的那两件东西，怎么处置”他问。

    “还交给我。”赵总队答道。

    “我”稍稍迟疑一下后，邵长水开始要涉及一个最要害的问题了：关于他自己的去向，“我我还回指挥部呢，还是”

    “你先在家歇两天。这段时间够累的。”赵总队回答得很快，显然是有所准备的，但也看得出，他的回答，闪烁其词，似乎蓄意在回避什么。这种不明确的“含混”答复，使邵长水生出一种巨大的不安感。他的心骤然间再一次狂跳起来。也曾在领导岗位上工作过的他，当然知道，这种“含混和回避”有时实际上意味着事局已经恶化。只是为了安慰当事人，不让他受到太大的打击，才采取的一种权宜做法。

    “这就是说，我被挂起来了”邵长水直截了当地追问道。事关个人前程，他觉得自己不能也跟着含混。

    “先歇两天嘛。以后再说以后的事。”赵总队闷闷地答道。

    “为什么要把我挂起来因为我没及时上交劳爷的那两件东西还是因为别的什么”邵长水不依不饶地继续追问。从警这么长时间来，在领导跟前，用这种口气说话，这在他，还是极罕见的。但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么个节骨眼儿上，就没法再讲究那么些了。俗话说，兔子急了还咬人哩，何况他还是个大活人哩

    “谁说过要把你挂起来了谁”赵总队突然暴怒起来，一下从座位上站起，扯直了嗓门叫喊。太阳岤和脖梗子上的几根青筋立刻全都鼓凸了出来。他忿忿地盯住邵长水直看。但又很快转过身去，咻咻地喘着，不想再正面面对邵长水。也许应该这么说更贴切更准确：这时的赵五六，被多种“难言之隐”折磨着，此时此刻觉得自己没法直面邵长水。他心里也觉得窝囊难受。为此，场面一时间变得异常的尴尬。

    “我我没别的意思”沉寂了一会儿后，邵长水缓缓地解释了一句。情况基本已经摸清了，看来上边是有人要追究他邵长水的责任了。既然如此，就没那个必要把跟赵总队之间的关系搞得那么僵了。赵总队不是“冰山”的制造者，他也是被卷进这事件里来的人。更何况他还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往后，自己的许多事还得从他手上过。鬼门关前过独木桥，他要拉你一把呢，你也许就过去了；要推你一把呢，这往后的事就很难说了。这笔账邵长水还是算得过来的。

    在专政机关工作这么多年，邵长水深知，利益问题，不仅仅是下层民众犯罪的重大动因，也是历来促使上层政治生活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实，追求利益，并非是一件坏事。本不必那么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甚至躲躲藏藏，完全可以大张旗鼓地去提倡去追求这个“利益”，就看你追求的这“利益”合法不合法。“合法”，当然还只能算是个低标准。我们还可以把标准放高一点，还得看你是否“合势”。也就是说，你追求的利益是否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如果要再放高一点，在邵长水看来，那就是个最高标准那就得看你是否“合心”，是否合乎人民的心愿和“历史”的心愿。

    历史有“心愿”吗历史作为以过去时状态存在的一个综合体，是在自然拼接不断延续的过程中实现的。它是否会形成一个独立的自身，这个自身是否还会呈现出一个主观心愿在警校里，邵长水曾跟教政治和主管思想教育的几位教员校领导讨论过这个问题。这些同志都没专门研究过这问题，后来当然也是以不了了之而了之。

    在这里，我们就不去探讨什么理论问题了。

    而现实的结论却是：省厅领导和总队的领导出于一种邵长水还不清楚的原因，还是跟一些力量“妥协”了，为了“大局”，决心要暂时牺牲他邵长水了。

    现在还不清楚他们会把他“牺牲”到什么程度。这也是邵长水这时候深深为之忐忑的。

    “长水，还是那句老话，你的情况，我们是清楚的。所以你先别瞎操心。你暂时先歇两天。这段日子里，你一定得管住自己的嘴，也别四处去瞎跑。在家安心等我的电话。”赵总队用力握着邵长水的手，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话。这时，邵长水已经决定马上回家去取那张“拓片”了。是时候了。他要立即澄清事实，并给那些蓄意捂盖子的人沉重一击。他要让世人，特别是有关领导清清楚楚地看到，这“谋杀”二字，是劳爷他自己用他的血写在我邵长水手上的，是他劳东林自己对事件性质的判断。是继续查，还是就这么不查了，你们看着办吧。就是不想查，也别拿我邵长水说事儿，别把责任全推到我邵长水头上。

    他匆匆地发动着车子往家赶；还没走多远，手机响了，是慧芬打来的，说家里出事了。他赶紧把车往路边一停，追问，出啥事了慧芬气急败坏地告诉他，家里被盗了。东西被翻得一塌糊涂。到底丢了哪些东西，还没最后清点清楚。现在能知道的是，现金银行存折和慧芬那两件并不值钱的首饰基本都没被盗走。邵长水赶紧问，你赶快去瞧瞧，那个仿古瓷罐还在不在，特别是放在罐子里的那本旧书，老版本的刑事侦查学，还在不在。赶紧去瞧。邵长水大声催促。慧芬答应着忙挂了电话就往过厅里跑。等邵长水十几分钟后驱车赶到，大步冲进家门，她神色仓皇而又十分沮丧地告诉邵长水，那罐子还在，但那本老版本的刑事侦查学却怎么也找不见了。

    邵长水一愣。

    那本老版本的刑事侦查学里正夹着那张关键的“拓片”。

    九 这世界到底是谁的

    半个小时后，得到报告的赵总队，带人急忙赶到邵长水家察看现场。在接到邵长水的电话后，赵五六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打电话到武警培训基地询问，劳东林的那两件东西是否安全。得知那两件东西没出什么事，他便立即让他们把东西送到总队保密室去存放；然后又赶快打了两个电话，一个电话打给远在哈尔滨的焦副厅长，汇报情况；另一个打给保密员，让这位早已睡下的保密员立即赶到总队保密室，接收并保管好那两件东西。

    因为邵长水的岗位至今没最后定下来，他的家也就一直还安在省警校大院里。据慧芬说，今天晚上，省警校有一场内部的文艺会演，她带着两个孩子去学校礼堂看演出了。因为有演出，学校里人来人往的，也就比较乱。看完演出，她带着两个孩子又到学校外头的“大排档”吃了点夜宵，回到家就挺晚的了。一推门，觉得不对头。走的时候，门分明是锁上了的，这时候，门却变成虚掩着的了。灯，走的时候分明是关了的，这时却亮着了。她起初还以为是长水回来了，兴冲冲大步往门里跨，但出现在她眼前的这个家，却已是一片狼藉，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但门窗却完好无损。说明“盗窃分子”显然是用事先配好的钥匙，或是用万能钥匙开的门。在屋里没有留下任何脚印和指纹。这说明作案的是个惯犯，反侦查能力很强。但案犯作案时对自己的作案动机却没做任何“伪装”，比如他他们原可以顺便再抄走一点物质和钱财方面的东西，以此来掩盖他们真实的作案动机，也可以对侦查人员日后确定侦破方向时起到一点误导作用。邵长水家虽然没有太值钱的东西，但是，那个笔记本电脑和佳能相机，拿出去还是能变卖出一点钱的。结果他们什么也没拿。抄了半天家，就拿走了那本夹有劳爷血字“拓片”的旧书。从中取走“拓片”后，而且还公然把书扔在了楼前的林带里。似乎就是要明目张胆地告诉侦查人员，老子此举就是为了取这张“拓片”的，猖狂之极，明目张胆之极，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还算准了慧芬和孩子们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不仅在房间抽了烟，还从冰箱里找了饮料喝。但临走前，不仅把吸剩的烟屁股带走了，还把烟灰也都清理干净了，也没在饮料瓶上留下任何一点痕迹。显见得这是一伙或一个作案的老手。或者说在反侦查方面确实拥有相当的常识和经验。

    还有件事也让邵长水感到有些意外。赵总队在看完现场后，首先批评了邵长水，家里藏有这样的“拓片”，为什么一直没跟他汇报这一点，邵长水是意料中的。赵总队不批评才怪哩。让他感到意外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赵总队在批评完了他以后，又追问他和慧芬，曾跟谁透露过这“拓片”的事慧芬居然显得很木然，不知所措，脸色灰白，说话也结巴了，说了半天，居然也没说清楚个啥。她当然是想说她从来也没有跟别人说过这拓片的事。说完就在一旁呆坐着了。慧芬这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有点琐碎，甚至还有点过于外向。有时也爱在邻里和同事之间插手一些本不该她插手的杂拌儿事。其实，她是个特别本分，也特别大大咧咧的人，可以说，一心只扑在丈夫和孩子身上，除了家和本职工作外，几乎不知道还有个“自己”。所以，只要长水和孩子们身体健康，工作和学习顺利，别的一切事情，她都不那么在乎。也就是说，除此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能让她张皇到如此地步的。

    难道她跟外头什么人透露过这“拓片”的事邵长水暗自猜想道，觉得这事还真该好好查问她一下。但等赵总队一走，还没等他开口，慧芬就赶紧把门窗关紧了，把长水拉到里屋，瞪大了眼睛问：“你跟谁说过拓片的事不”

    “咋了”邵长水还真的让她问愣了。

    “跟我说实话。你说过没有”慧芬浑身止不住地轻微战栗着，神情中的紧张也是从来也没有过的，好像在等待一个死刑判决，或最后的病危通知似的。

    “我怎么可能跟人去乱说倒是要问问你”

    “你真没跟任何人叨叨过”慧芬不依不饶地追问着。

    “你咋的了”

    “要是要是你真没跟任何人透露过，那问题就肯定出在我这儿了”她脸色骤然又灰白起来，眼神中立刻透出一丝恐惧和不解。她对邵长水说，“拓片的事，我跟外头人说过。但只跟两个人说过。这两个人就是赵总队和李主任。”

    “李主任哪个李主任”

    “你们省厅办公室的前任主任李敏分啊。”

    “你怎么会去找他俩说这事呢”

    “也真是倒霉鬼催的。前一段老有警校的同事上我这儿来叨叨劳爷那案子。慧芬在警校财务科当会计。话里话外，老带到你，把我说得心里慌得不行。他们说劳爷这案子背景特别复杂，跟那个副市长自杀和社会上那股反顾代省长的风大概都有牵连。他们都挺替你担心的，让我劝劝你，一定不能在这个案子里卷得太深。最近老有人在说，劳爷被谋杀完全是你邵长水造的舆论，说你被人利用了，故意在搅混咱省这一池子水，想趁机浑水摸鱼。我怕你担心，一直也不敢跟你说。但前两天又有人到我跟前来叨叨，他们说，你们家老邵凭自己的真本事，好不容易从基层一路摸爬滚打上来，而且还占着一个特别好的位置，就是从来也没参与过上层哪个山头里的那些烂事儿，从来也没得罪过省里哪边的领导。人又能干，聪明，实在。这样的人，省里特别缺。前程应该看好。干吗非得要去掺和什么劳爷谋杀不谋杀的事我说，这不是咱们家老邵想不想掺和的问题，是领导上派给他的活儿。派到头上了，他能不干他们说，可社会上都说，劳爷这案子本来特简单明了，就是让你们家老邵生造出一个谋杀说，把水搅混了，才复杂化的”

    “你就坐不住了拿着那拓片去找赵总队和李敏分去为我开脱责任了”

    “那天我真坐不住了。劳爷被谋杀这话到底是怎么传出来的，当领导的应该最清楚。他们为什么不站出来替你说说话呢要知道，瞎话连说三遍，都能变成真理。况且现在不止说了三遍了。都有三十人三百人说了三十遍三百遍了。他们该站出来为你说句公道话了”

    “于是你拿着这拓片，就去找赵总队和李主任了”

    “我没带着拓片”

    “这是哪天的事”

    “前天。”

    “前天”

    “是的”

    “找了赵总队，你怎么会想到还要去找李主任”

    “我没想找李主任。我找赵总队说事的时候，看巧当时李主任也在那儿。”

    “李敏分也在赵总队家里”

    “是的”

    他俩怎么老在一块儿

    难道说，是他俩中的谁向外透露了拓片的消息是有意透露的，还是无意间透露的假如说是故意透露的，那事情就真复杂了

    偷盗者上家里来啥也不拿，直奔“拓片”而去，就凭这一点，也能说明，他们是跟杀害劳爷一事有牵连的。如果赵总队和李敏分中的那一位真是有意向他们透露拓片的消息的，那么，能不能说明这个人跟杀害劳爷也是有一定关联的呢

    邵长水不敢再细想下去了。

    他不信。也不愿意信。尤其不信，说赵总队跟谋害劳爷有什么牵连。当天晚上他就要找赵总队去澄清这档子事。慧芬拽着他，死活不让他去。这也是她从来也没做过的激烈行为。“你怎么那么傻呢这会儿怎么能去跟人当面对质呢你这会儿去当面对质，万一这档事真的跟他赵总队有关，不等于在跟人叫板儿吗不是等于逼着人家跟你摊牌吗咱们有啥本钱跟人摊牌”慧芬哭着喊着，人跟疯了似的说道，“长水，咱们惹不起，总还躲得起吧咱们惹不起，总该躲一躲吧他们一定要这拓片，就让他们拿走好了；他们一定不想让人知道劳爷是被谋杀的，就让他们折腾去，爱说啥说啥。只要你人不出事就行。你瞧瞧劳爷。管那闲事，到最后落了个啥结局甭管是车祸死的，还是让人害死的，他总归是死了。死了，就啥都没了。你还想走劳爷的路别再管他们这些事了。让他们去，爱咋咋的。我们管不了。到这份儿上了，你还没明白过来吗他们不想让我们刨根问底地管。不让管就别管了。我们也管不了那么些”慧芬不停地叫嚷着，撕扯着邵长水的衣襟，就是不让他走出门去。她从来也没像这样失态过，一时间把两个孩子的脸都吓青了，相互依偎着，躲在里头那个房间里，直哆嗦。

    邵长水不作声了。不作声并不表示他已经同意了慧芬的这些说法。不作声也不表示他最终将对妻子的顽强和固执会做彻底的让步。他只是不想让眼前这个忽然间爆燃起来的“大火球”吞没了自己这个家，更不想由此给邻里们造成某种不良“影响”。他是个非常注意“社会影响”的人，也比较看重上下左右之间那点关系。他经常告诫慧芬，关照别人，就是在关照自己。老人说，堵啥也别堵人的路，这是做人最忌讳的事

    半个小时后，慧芬渐渐平静了下来，但还是拦在家门口，不让邵长水外出一步。

    当天晚上十点二十分左右，省公安厅厅长袁崇生在家里接到赵五六的电话，说是要上家来说点儿事。袁厅长一向不喜欢人找到家里来谈事儿。其实，只要是个正经当官的，一般情况下，都不愿意让人找到家里来说事儿，除非你跟人有“交易”。既然有交易，当然就不能在办公室进行了。袁崇生是吃过这方面的苦头的。有一度那时他刚担任省城公安局的局长，那可是全省公安系统中，工作量最大治安保卫任务最繁重的一个局。那一段时间，由于没把好这个关，真把他折腾惨了。一天二十四小时真是二十四小时，一点都不夸张，总有好几拨人轮番地守候在他家门口。有的干脆进家待着，有的一待就是一天。你还得管他吃喝。有的比较老实，在外头台阶上一蹲，不吭不哈地，你叫他进屋他也不敢进；有的就不行了，又哭又闹，折腾得你全家“鸡飞狗跳”。有一回，一个穿着件破军用棉大衣的男人，一脸的连鬓胡，提着一个脏兮兮的布口袋，找袁局长为他亲弟弟申冤。他那亲弟弟让乡长一家人打了，打成瘫痪没人敢管。听说袁局长“秉公仗义”，就带他弟弟来找局长讨个“说法”。人问：“你说你带着你弟弟，咋不见他人”那家伙把布口袋往袁崇生家客厅的桌子上一放。打开口袋，把所有在场的人都吓傻了：那口袋里居然装着一颗血迹斑斑的人头。几天前，他弟弟因伤重，又没钱医治，已经死去。他今天是带着他弟弟的人头来找袁局长的从那以后，袁局长家里的人只要看到提着包拿着口袋来找的，都会胆战心惊。再后来，袁夫人代表全家人正式跟局长大人“谈判”：如果你继续乐意在家接待这些来访的客人，我们也没法拦你。但是，我们全家必须另找地儿了。要不，你就正正经经按程序来，严格把家和办公室给我们分清了，还我们一个清清静静过日子的窝。局长大人接受了后一个提议，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坚决制止任何人上家来说事儿，有一度还派了两个警卫在家门口维持秩序从此以后，一般人都不上家里去找。也没人再敢上家里去找。贸贸然闯去了，袁厅长他真给你脸色看。

    “一定得在家里谈”那天晚上，袁厅长在电话里这么问赵五六。论资历论警龄，赵五六都跟他差不了多少。他知道，要不是情况特殊，这位刑侦总队的总队长是不会破例上家来麻烦他的。“还是上你家吧。要不，上你办公室也行。”赵五六在电话里试探着问道。“行了，我就不往外折腾了。还是你来吧。我这儿还有多半瓶茅台。还有点卤狗肉。”“谢了，半瓶茅台还好意思拿来说事儿。你要真想喝两口，我带一瓶整的去。”“我告诉你，你还别瞧不上我这半瓶。我这可是真家伙。还是那年茅台酒厂上省里来搞活动，他们的老总送我的。给了一箱，就剩这一瓶了。我敢这么说，你那瓶整的，肯定是假的。别说一般店里卖的，就是五星级宾馆里供的那些茅台，不少都是假招子。这是酒厂那位老总亲口跟我说的。”“行行行，谁真谁假，咱们一会儿不就清楚了吗你等着。”

    赵五六深更半夜地闯上门来找袁厅长，就是来报告邵长水家刚发生的那起“拓片”失窃案的。下午，厅党组开会讨论要不要撤消那个专案组。有两位党组成员坚决主张不撤。赵五六是其中最坚决的一位，跟两位主撤派的党组成员还认真激辩了一通。最后双方形成二比二的僵局。最后，袁崇生表了个态，才使局势整个逆转了。他说：“撤和不撤，都有理。但是从维护和保持省内当前大好的稳定局面来看，撤，似乎要比不撤更必要一些。你们觉得怎么样”他征求意见似的看了看那几位党组成员。大家沉默了一会儿。这时，另一位一直主张不撤的党组成员马上改变了态度：“那就撤吧，当然以大局为重。我没意见。”“你呢老赵。”袁崇生转过脸来征求赵五六的意见。“那就撤呗，既然你们都这么认为”赵五六只得长叹了一口气说道。话虽这么说，但心犹不甘，散会以后，赵五六想再跟厅长申述一下不该撤的理由。

    但厅长以马上要去参加省政法委召开的一个碰头会为由，委婉地拒绝了赵五六“再谈一次”的请求。假如单纯从案子本身的角度出发，袁崇生当然明白，不撤是正确的。劳东林这个案子里肯定包藏着“大猫腻”。退一万步说，就算那天肇事司机本人对劳东林并没有故意的加害意图，这件事也值得深究。因为，肇事司机本人对劳东林没有加害意图，并不等于说整个这件事就一定不会是出于某个“圈套”和“阴谋”。有目击者反映，事发当时，在驾驶室里，除了喝醉酒的肇事司机外，还坐着一个中年人。事发后，这个神秘的中年人就消失了。很难说，在这辆肇事卡车撞向劳爷的那一瞬间，把着方向盘的到底是这个已经喝晕了的肇事司机，还是那个事后神秘失踪的中年男人肇事司机逃逸后被抓，他死活也不承认事发当时还有这么个“神秘人”存在。现在暂时也找不到其他有力的证据来证实这“神秘人”的存在。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个重大疑点。在排除这个疑点前，就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个案子继续侦查下去。同理，在排除这个疑点前，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匆匆忙忙地给案子下结论定性。但事实上，有关方面，以异乎寻常的“效率”，“办妥”了此案，给它定了性，做了结论。

    这样一起涉及谋杀的“车祸”案，按说应该由省厅直接过问。但最后的定性和结论却都没让省厅经手。这里有些情况，袁崇生没跟赵五六说过。说实话，他也不可能告诉他。劳东林车祸案发生后不久，省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突然打电话给袁崇生，询问本省公安系统近年来的装备情况。经费匮乏，装备落后，一直是省公安系统的老大难问题。不说别的，就说我们一些基层县市局侦查员现在还开着老掉牙的普桑和北京212吉普，怎么去跟踪和追缉驾驶着帕萨特和宝莱的犯罪分子曾经还发生过这样的事，犯罪分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掉转车头来撞我们的车，生生把我们几个侦查员憋死在被撞变形了的老爷车里。而他们由于座驾的安全防护性能出色，在撞击后，居然还能带伤脱逃。

    因此，强烈呼吁尽快改善公安干警的装备，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但要彻底改变这个装备状况，有相当大的难度，不是一两笔小钱就能解决得了的。袁崇生逢人逢会必谈此事。他是省人大代表，还到省人代会上写过提案。近年来，大中城市的状况已经有所改观，但基层县市局，情况仍然可以说“困窘不堪”。个别县局连工资都发不全，遑论装备省里管钱的领导见了袁厅长，往往是能“躲”就“躲”，其缘故就是因为受不了他那“纠缠”劲儿。但这位副秘书长，手里并没有多大的财权，公安司法也不在他分工过问的职权范围之内，今天怎么会主动找上门来谈这个“敏感的老大难话题”呢经验告诉老袁，姜太公直钩子钓鱼，意当不在此。果不其然，在感慨了一阵公安系统的装备状况后，这位副秘书长突然把话题一转，提到了“劳东林车祸致死案”。副秘书长原先是代省长顾立源的大秘书。陶里根人。

    大学毕业回到陶里根，就跟上顾当了秘书。顾调到省里来担任省委副书记，又把他带到了省里。在顾被提起来当代省长的前几个月，他被放了到省政府副秘书长的位置上，也进入了政府系列。不久，顾便被任命为代省长，主管省政府的工作。这看起来好像是个巧合，但更多的人猜测，这是顾为了自己今后在代省长或省长岗位上更好地开展工作，所做的一个有意的人事铺垫。小伙子今年也就三十四五岁吧，嘴头子和笔杆子都相当来得，腿脚也勤快，还天生拥有陶里根那地方人的特色：热情，豪爽，仗义。再加上有顾副书记和顾代省长这么个背景，在省委省府大楼里可以说是一颗不容忽视的“政治新星”。那天，这位副秘书长就“劳东林车祸案”表达的主要意愿就是，希望能尽快把这档子车祸案了结了。事情发生在陶里根，希望能就近让陶里根交通管理部门调查处理。他这么说，其实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认定“劳东林之死”就是一起交通事故的话，根据交通法规，交通事故本来就应该由事发当地的交管部门来处置。

    但是，他一个省政府的副秘书长怎么会有这么个“闲工夫”这样的“闲趣”来过问这么一档子“交通事故”呢

    那时候，厅里不少同志正“吵吵”着，要求厅里直接过问劳爷这起“交通事故”。这的确让袁厅长有一点拿不定主意了。

    当天晚上，还在犹豫之中的老袁突然又接到顾代省长亲自打来的一个电话。开始他以为代省长也来过问这档子事了，心里还真有那么一点紧张。但那天晚上，顾代省长在电话里一字没提这起“交通事故”，却谈了一个更为重大更让袁崇生揪心的事：公安厅党组的人事安排问题。这也是一直在困扰着袁崇生的大事。老袁之前几任的公安厅长，都兼任厅党组的书记。只有老袁，被任命为厅长都两年多了，却只是厅长兼党组副书记。书记职位一直空缺着。为什么到他这儿，就不给兼任党组书记了呢在哪儿出了问题虽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并不妨碍他实际行使公安厅党政一把手的职权，但不管怎么说，他总归只是个“副书记”。厅里厅外，上上下下，对此，多多少少免不了会有一点议论，有一点看法，也让他多多少少感到了一点“压力”，有那么一点“不舒服”，“不自在”。老袁还真没有为这事专门去找过省委领导，更没去找过公安部领导。他不是不能找，也不是不会找。他也没那么“清高”。但他有一个理论，实施了多年。

    他历来认为，找，是应该的。不找，是不行的。中国的干部太多，密密麻麻，乌乌泱泱一大片。你不去找，不去接近上级，就不可能进入他们的视线，他们就看不到你。不管你怎么努力，怎么廉洁，怎么出色，都有可能被埋没。因此，在一定阶段前，你必须得去找。当然，这个找，不是让你去做“交易”，不是去做“买卖”。而是要让他们感觉到你的存在，你的优秀，特别是你的忠诚，要让他们感到，你是“他”的人，或是“他们”的人。谁掌权都喜欢用“自己的人”。这一点，古今中外，不管是打着什么旗号的，几乎无一例外。但是，官当到了一定层次，一定级别，你又不能再瞎找了，也不必去瞎找了。这时，你已经从水下浮到海面上来了。你已经进入他们的视线了。而到了这个层次，只要你不犯太大的错误，怎么进一步使用你要不要进一步使用你，基本上跟你的个人工作表现已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主要是根据“需要”。而在上层，“需要”这件事，实际上是非常复杂非常微妙非常敏感，有时也是有点“说不清”“摸不透”的一档子事。当然，你仍然可以花很大的工夫去继续“找”，甚至去投这“需要”之机。历史上也不是没有人这么做过，也有“投机”成功了的。但这样做，风险太大，太累人。袁崇生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想实实在在做点事情的人，而且希望能做成一点事情。他相信，到了自己这个级别，只要实实在在地做成一点事情，其他问题就不是自己应该计较和能够计较得来的但那天，顾代省长突然跟他谈到厅党组的人事安排问题，他还是被勾动了。从表面上看，顾代省长完全是在随意地聊天，听听他的想法而已；随后又谈了一些别的事情，比如干警的体能问题心理问题住房问题去年那场警犬大比武问题等等等等，拉拉杂杂说了许多，以至说到近期内他将召开一次省长办公会，专门研究解决当前公安工作亟需解决的某些问题。他请“崇生同志”，“把需要拿到办公会议上去解决的问题，按轻重缓急，排一下队，列出几条来”省长办公会，当然不可能解决“厅党组书记”的任命问题。

    但代省长同志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电话里提到这个“人事安排”问题呢代省长作为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省委常委会的主要成员，在人事安排上当然具有相当的发言权。这时，袁崇生忽然想起了白天那个副秘书长打来的电话。这两个电话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经验告诉袁厅长，它们应该有某种联系一种隐讳的微妙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但又可能是很直接的联系忽然间，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他立即让厅办公室主任给省交管局打了个电话，让他们不要过问发生在陶里根的那起“重大车祸事故”；然后又让厅办公室主任给陶里根交管局也打了个电话，让他们“尽快着手查清事故真相，依法严肃处理，并把处理结果尽快报厅党组”。

    赵五六原以为，厅长在得知邵长水家被盗，而且被盗的是那样一个拓片时，一定会重新考虑撤消“劳东林专案”的命令。但他错了。袁崇生在得知这消息后，虽然似乎也显得挺重视的，还详细询问了被盗现场和丢失物件的情况，又问了问这“拓片”的来历，然后却只说了这么一句话：“这邵长水也太大意了。干吗把这样一件东西放在自己家里不过，这小偷儿的胆也够大的，居然偷到我们刑警家里来了。”就再没说别的，然后就打开赵五六带来的那瓶茅台，鉴别其真假来了。事实证明，赵五六的那瓶茅台确是“假招子货”。然后他又很详尽地向赵五六传授起如何不用开瓶就能鉴定名酒真伪的窍门然后又跟赵五六商量了一会儿究竟应该拿哪些问题到省长办公会上去求助这时，已经快到十二点半了。厅长夫人不好意思明着“赶”赵五六走，只是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带着万分的倦意，走进客厅来，话里带话地问道：“要不要给二位准备夜宵看样子，还得给你们准备明天的早餐呐”

    赵五六当然听得出这话的意思，要是搁在以往，他肯定就会很知趣地立马起身走人，最多再赖皮兮兮地说上一两句这样的话：“嫂子哎，甭再提什么夜宵和早餐了。反正这么些年，光听您说着要给我们准备夜宵和早餐，但到最后连个饺子皮儿我也没吃上您一个”但今天，他就是不走。他不是不想走，他实在是走不了。这瞬间，身子沉重得僵硬得就像完全不听使唤了一样，怎么也站不起来。他想不通啊。你想，我们的一个老刑警让人撞死了，留下那么多的疑点，而且整个事态还在发展之中，而袁崇生作为全省警察的总头头，怎么能容忍事情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将就过去在省里所有的厅局长中间，袁崇生这人素来以特别能“护下”著称。“护下”就是保护自己的部下。说起来，这也是我们公安系统干部的一大特色。也就是说，公安系统的领导干部大多都特别“护下”。因为他们太了解自己这些部下们的生活工作状况了全国每年光牺牲在工作第一线上的干警就有四五百，更别说负伤的有多少了。

    谁都知道，和平时期，真正用生命和鲜血做代价在工作的，还就数这个公安干警和消防队员群体。袁崇生的“护下”，不仅表现在他总是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部下争取福利待遇，争取提职提级的机会，还特别表现在为自己的部下“护短”上。干警个人出问题了，能不处理的，他决不处理；能不公开的，就决不公开。如果是单位出问题了，能替他们扛一扛的，他绝对挺身而出，为这些基层单位把责任承担下来。对此，他有句名言：“你们别跟我攀比。上头这一百斤的铁锤，砸在我头上，兴许只起个包，也就晕那么一会儿；要砸在你们头上呢，兴许就脑浆迸裂，只能下辈子再当警察了。”他倒也不是容忍，更不是纵容部下们犯错误。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警察错了，你交给我来管。我管，是爹妈管孩子。你们管，就是自毀长城。正因为他对部下这种过于的“护短”，也出了些娄子，被人抓住过一些“小辫儿”，在省人代会上还受到过质询。很可能就是因为他这方面的“不足”，上边才迟迟下不了那个决心，让他兼任厅党组书记一职。但非常奇怪的是，这么一个爱护自己部下的人，偏偏在老刑警劳东林这个案子上，突然采取了这么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这确实让赵五六有一点“百思不得其解”。其实，车祸刚发生那会儿，袁厅长也是非常重视的，曾亲自带人到陶里根过问这案子。后来还让主管刑侦工作的焦副厅长亲自跑了一趟。这后来后来又是怎么一回事了呢

    赵五六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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